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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大钊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编辑:王耐 日期:2018-06-20 作者: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在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理论家与革命家,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分别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一 李大钊和毛泽东分别对农村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充分肯定了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已经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①当时李大钊所说劳工阶级的大多数是农民,本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出发,非常看重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接着,李大钊对农村的阶级状况作了初步分析:“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并指出了“恶绅”、“劣董”的存在。②以上关于阶级与阶层的分析尽管尚未提出量和质的标准,但我们确知,在1919年2月之前,李大钊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农村的阶级与阶层的初步概念并作了初步分析。《青年与农村》一文则是李大钊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研究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第一篇系统而有开创性的文献。

  此后,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谷。李大钊在总结这次工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政治上稳固的联盟,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为此,他又一次花费巨大精力从事农民、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调查与研究。他进一步肯定了农民的革命作用,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③“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④

  不仅如此,在1925年底与1926年2月,李大钊又深入地对农村的阶级、阶层进行了当时较为科学的量化分析与界定。他指出:“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⑤他并引用大量数据,证明“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证,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⑥。而且,他又进而从田产权力方面分析:田主、半田主、佃户、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贫农、雇工和地主界定的科学数据,并指出“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的状况⑦。在当时的中国,李大钊对农村阶级和阶层进行的界定是最具科学性与开创性的。

  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农民主要是指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等,统称之为半无产阶级。他说:“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⑧在民主革命中的农民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⑨

  李大钊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界定有较强的理论性,带有学者的风采。毛泽东从实际社会调查出发所进行的分析则带有较明显的实际领导者的大刀阔斧的风格。而他们关于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结论,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英雄所见略同。

  二、李大钊与毛泽东各自指出了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指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李大钊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农破产和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指出:“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⑩关于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与窘迫之状,他说:“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人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11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李大钊提出:“在这种情形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的贫农所急切需求的口号。”12并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13李大钊代表广大贫农的利益喊出了他们“耕地农有”的心声和消灭数千年来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强烈要求。“耕地农有”成为土地革命的著名纲领。为实现这个纲领,李大钊则指出了只有工农联盟,发动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完成,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在1926年初预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14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半自耕农、贫农在经济上虽有上、中、下之别,但他们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15。他们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共产党必须单独领导农民运动,放手发动、组织、依靠广大的自耕农和贫农。“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6。显然,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主张具有细微的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自南而北农民运动的大发展。

  三、李大钊与毛泽东根据当时北方、南方农民运动的进程,驳斥了党内外的非难和攻击,肯定和赞扬了伟大的农民运动,从而确立了他们农民运动领袖的地位

  1.李大钊与毛泽东都以伟大革命家的胸襟和气魄,高度赞扬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

  李大钊1926年初赞扬了广东、河南、河北、山东的农民运动,他说:“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有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17

  比李大钊大约晚一年之后,毛泽东1927年3月说:“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8毛泽东不仅仅肯定、支持、赞扬了伟大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浩浩荡荡的农民运动,而且,他慧眼独具,突出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9以后历史的发展,反复验证了他这个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名言。诚然,李大钊在他之前亦曾指出过:“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这句话中,已蕴含着与毛泽东名言本质一致的内涵。由此可见,李大钊与毛泽东之间,在充分估计中国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方面,从思想上是相通的。

  2.李大钊与毛泽东分别据理驳斥了社会上和共产党内对农民运动的不理解、非难、攻击,显示出他们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非同寻常的地位与作用。

  李大钊在1926年至1927年面对滚滚而来的北方红枪会农民运动,站在民主革命的高度,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驳斥了社会上和共产党内有些人将红枪会斥为“妖道”的流言蜚语。他说:“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20他十分肯定红枪会是农民运动,而不是单纯的农民迷信组织,更非什么“妖道”。李大钊对红枪会运动理论上的肯定,直接、间接地领导和影响了红枪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在李大钊主持下的中共北方区委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红枪会的报告以及为此问题给北方各地党组织指示。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了《对红枪会运动的决议案》,对红枪会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予以适当估价,作出了具体明确的政策规定,为红枪会运动在政治方向上,进一步找准了坐标。因而,李大钊对北方红枪会农民运动在理论认识上的深度、广度,对实际运动直接、间接的领导、引导与影响,在当时党内外,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北方农民运动领袖非李大钊莫属,这绝非是过誉之词。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而高呼“好得很”!驳斥了关于农民运动“过分”的谬论,否定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恶意中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南方是继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代表彭湃之后,最为全面而耀眼的农民运动领袖。

  四、李大钊与毛泽东对旧农村帮会的理论认识与改造、争取的策略,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为我党日后改造、争取帮会等旧式组织、武装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李大钊1926年初指出:“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21同年8月他进一步指出:“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22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指示河南、河北南部等地党组织以及王若飞等著名共产党人,争取、改造各省的红枪会进行反抗各系军阀与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到1927年上半年,各地红枪会均有较大发展,如河南省有700万至800万人,山东省100万人,河北省南部约200万人,湖北省有几十万人,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亦数量可观。他们攻占不少县城,声威大震。23

  毛泽东1925年12月在谈到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时说:“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4”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对旧式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的争取、改造,就是他的直接革命实践。

  五、李大钊与毛泽东都非常注重教育农民的问题

  李大钊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农民的迫切任务。首先,要教育农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的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25其次,要教育农民认清自己阶级的力量和革命的责任:“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惟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26再次,要教育农民克服传统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示出阶级的觉悟”27。最后,要教育农民自卫组织,警惕被土豪和军阀所利用。“军阀改编红枪会,是一个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一方面可以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调往他处去残杀他处的人民。本地土豪以及土匪首领,最喜为军阀牵线,把本地的红枪会出卖给军阀”28。

  毛泽东1927年3月满怀激情地肯定和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普及了政治宣传,他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29在运动中,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农民真正达到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农民运动本身就是个大学校。

  六、李大钊与毛泽东都很注意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开办了我党第一个区委党校。李大钊亲自给学员讲授土地与农民问题的课程,训练农民运动骨干。同时,他还指示区委组织部负责人陈为人负责调查安徽农村帮会组织情况,了解农村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为我党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农民运动骨干,其中就有中共北方区委选送的,也有相当数量的各省红枪会首领。他采用的教材中就有李大钊《土地与农民》等著名文章。在1927年3月武昌中央农讲所,其中有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各级党组织选送的学员,河南省40多县的红枪会首领参加训练,由毛泽东、李立三等同志讲课。他们之中有些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主张,开始由旧日红枪会首领转变为新的农民运动骨干。

  七、李大钊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同陈独秀有明显分歧

  1.承认不承认中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的一个重大分歧问题。当时党内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各种农民所占土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30。与陈独秀相反,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中则论述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贫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31。农村中土地大部分在地主、富农手里,土地集中相当严重。

  2.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是大革命时期我党内有分歧的又一重大问题。陈独秀虽然承认农民阶级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又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因为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而李大钊与毛泽东则认为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3.能不能正确对待蓬勃兴起的全国农民运动,是关系到大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1927年初当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省南部的农民运动走向高潮之时,陈独秀则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必须“纠正"。32而李大钊与毛泽东却是肯定、赞扬并全力领导伟大的全国农民运动。

  综上所述,李大钊与毛泽东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土地问题理论家和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们在农民运动理论和实践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大革命时期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同时,他们也都对我党民主革命路线的提出与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8——6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24、834页。

  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25、825、828——831页。

  ⑧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⑩11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26、833页。

  12  13  14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1、824、824页。

  15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6、15页。

  1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4页。

  18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3、16页。

  20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71页。

  21  22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4、875页。

  23  《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25  26  27  28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73、874、875、875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

  30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15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页。

  32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罗易赴华使命》,第3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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