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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功绩和思想方法

编辑:王耐 日期:2018-06-20 作者:陈锋 文化部监察局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整整90年了。在90年奋斗历程中,用了28年时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取得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获得“天渊翻覆”成就,靠的是什么先进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从党的历史看来,进一步科学地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是成功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领袖和民族英雄。进一步总结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历史贡献和思想方法,对于推进当前党的理论创新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意义重大。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革命的思想武器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马克思恩格斯算起,其发生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多了。理论修养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的问题。恩格斯就对德国工人阶级保持了理论兴趣的民族传统大加赞扬,说:“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级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进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感是其革命斗争富有自觉和信念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3]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总结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5],“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列宁在《怎么办》[7]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声称“每个卢布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标榜“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 因此,“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亦即马克思主义。群众自发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意识,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处在“自在的阶级”状态,而要变成“自为的阶级”,就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武装。

  中国革命,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算起,其发生已经一个世纪多了。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举起“民族、民主、民生”的理论旗帜,目的在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现状,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三民主义”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指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三民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反帝反封建不坚决、不彻底,结果被北洋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

  落伍的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三民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不彻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8]

  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和扎根,主要有四个条件: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9],提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战略策略,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决定了这一思想武器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发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都管用。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总结指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10]

  二是,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与世无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11]思想启蒙与人道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文化激进与保守主义,生命哲学,唯意志论,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纷沓而来,涌入中国。但是,都解决不了中国根本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2]就这样,十月革命吸引中国人拿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

  三是,中国成长起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传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分析,一方面向西方寻求理论武装。龚自珍、魏源等批判古代学风的脱离实际,张之洞等洋务派标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引进西方改良主义,邹容、陈天华等拿来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催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但随之而来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假共和”说明,倘若没有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文化深层次的根本变革,器物革新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都将是沙滩垒塔,彻底改造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决堤而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最先集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留学生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猛看猛译”,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五四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在中国阐释。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建党之初曾经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区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14]。建国前夕,毛泽东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歪曲中国革命的论调,在《唯心主义观的破产》一文中重申“我们是反对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5]。毛泽东接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党人的哲学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嫁接之处。 “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历史家从思想体系上看,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从具体的观点上讲,中国历史家是有唯物观点的。”[16]例如, 从先秦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7],到盛唐的“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18],唯物治世思想存续不断。清朝乾嘉之后,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先后经由中国近代复兴的公羊朴素进化观和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史观两个阶段,最终发展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中曾经说,他借助传统历史观的“小康”、“大同”之说,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19]

  (二)毛泽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了起来,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革命最初却经历了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两次挫折,都有深刻的理论原因,都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发生了问题。

  第一次失败的理论原因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是中国革命早期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的错误理论。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形态演进次序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20]。1923年,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阐发“二次革命论”。他把五四运动后的民主革命仍然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而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农民太分散,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所以,中国革命的公式就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21]。陈独秀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自然也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22]。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形成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的局面,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行径妥协退让,结果“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23]

  在国民革命中,毛泽东力主无产阶级应该取得领导权。他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4]并且,通过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5]由于错误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在党内占有主导地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没有被全党接受。

  1927年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6]著名论断,会后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从1931年党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最后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

  这次错误的理论原因在于“一次革命论”。以王明等为主要代表,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盲目照搬苏俄革命经验,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在民主革命中把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使工农革命限于被“围剿”而孤立无援之境。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集中进行了阐述,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27]。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基本依据。[28]

  二、毛泽东树立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中国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是毛泽东举起的。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按照中国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总结升华中国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一,毛泽东最早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率先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29]。总结两次革命挫折、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0]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更自觉、成熟的阶段。

  第二,毛泽东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化,分析中国国情,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中国实践。二是要把国外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使其为中国老百姓所普遍接受。三是要把中国的实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出总结分析,并把它上升为新的理论成分,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哲学上作了总结和论证。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通过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实践与认识、一般和特殊、对立和统一之间关系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哲学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1]

  第四,毛泽东倡导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方法和态度。毛泽东取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准确凝练地表达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32]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解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3]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34]

  第五,毛泽东作为主要代表,集全党集体智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贯穿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二)毛泽东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和特殊问题

  第一,解决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历史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根本。为此,要把握政策、讲究策略。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

  第二,解决了中国革命主力军和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5]“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6]所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解决其土地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不断完善适应阶级状况和斗争形势的土地改革纲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7],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第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早在大革命后期,基于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经验的正确总结,毛泽东就多次提出 “上山”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中共六大前后,全党上下几乎都认识到了建立武装割据的必要性,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城市中心论,这主要是受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控制导致。因此,有人对农村斗争的前途表示悲观。对此,毛泽东坚持和宣传正确的思想主张,于1930年1月5日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实际上回答了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问题。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走下去,直到七届二中全会全国胜利前夕,党才做出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

  第四,解决建设一支人民军队和开展人民战争的问题。首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的原则。此后,针对红军长征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8]其次,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取名为“工农革命军”,指出红军不是雇佣军,是工农子弟兵。在《古田会议决议》、《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中,毛泽东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深刻阐述军队为民服务的宗旨,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任务。再次,毛泽东还指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在实践中,提出和总结了一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原则。以上这些措施,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坚强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第五,解决了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的问题。也就是重点解决了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并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造主观世界,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中,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39]《古田会议决议》重点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和在长年处于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党这两个问题,形成了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鲜明特色。此后,党采取整党整风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党的思想矛盾的一个独创。[40]

  (三)毛泽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传统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的涵义是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41]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开启了理论创新的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

  以毛泽东为主要领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新范畴,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的新民主义革命新理论体系,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样的哲学思想方法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党的理论创新的第一个伟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与社会转变原理,部署了新民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性和政治历史态度的双重属性,和平地扬弃了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建立了高超于和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1956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立足国情,提出农轻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上来的思路;根据党的领导地位的转变,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等执政党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新课题。这些可贵的思想,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转变中心,一心一意搞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二大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十三大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伟大创举,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最核心的创新思想。十五大进而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完善了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课题,提出了把党建设成“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三个代表”和“三个先锋队”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今年7月1日,胡锦涛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指出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其中第一方面就提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42]

  三、毛泽东形成了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43]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44]毛泽东理论创新,也是理论与方法的一致体。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理论创新传统,推进理论创新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学习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一)从问题出发

  问题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中指出:“任何一个理论的目的是指导我们理解新的情况,启发我们做新的实验从而发现新的现象和定律。……提出(发现)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45]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同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分析和变革现实中发现问题,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准确地把握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理论,实现对以往理论的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在敏锐发现和科学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重大问题的进程中逐步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解答中国问题的具体化。

  毛泽东一生有厚重的问题意识,推动他接受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曾经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成立问题研究会,列出教育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国家制度废立与否问题等大小144项问题。为改造中国“寻找出路”,青年毛泽东虽然支持留洋勤工留学,但自己留在了国内,主要就是为了搞清楚中国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46]

  五四以后,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为的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7]而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和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问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正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好中国问题,毛泽东又在延安时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问题展开的。

  (二)调查研究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8]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因为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

  毛泽东指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9]“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50]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成为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的一个源泉。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亦即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毛泽东先后在赣闽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的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了解。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再比如,建国后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弊端,为了避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二者结合的桥梁,是理论创新的第一步骤。然后还要运用思维能力进行提炼加工论证建构,也就是要将掌握的大量信息、情况和问题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分析研究、比较鉴别、综合分析、科学判断和推理,从而达到扬其糟粕、取其精华、揭示规律、把握本质、掌握真谛、升为理论。

  (三)不断学习

  人类文化重在积累、贵在创新。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成就基础上的发展,都是在自己积累到一定成程度的质变。不断学习是创新的一个前提。毛泽东一生勤奋学习,刻苦学习,堪称到了极度。

  毛泽东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在中国激荡澎湃,他感受到“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51]为此,毛泽东发奋读书,立志“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52]。最后,他选了马克思主义,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53]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使环境十分困难,他依旧想方设法寻找书报书籍阅读。1931年,红军攻下漳州,毛泽东从当地图书馆收集到《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后来携书走过了万里长征。在延安,毛泽东发起了全党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号召党的干部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要把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就是中央。”[54]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手不释卷,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成为进行理论创新的知识源泉。

  纵观毛泽东的学习历史,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消化,注重吸收其精髓,反对生吞活剥。毛泽东经常援引孟子的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二是注重运用,注重付诸实践,反对成为书呆子。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5]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又专门提出了“完全的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鼓励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当“完全的知识分子”[56]。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干部提出做“又红又专”的要求[57]。三是工作与学习相结合,在工作之中不间断地读书学习。美国著名毛学专家费正清说,“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58]。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不断学习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就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

  (四)独立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9]《毛泽东读论语》有一句话:要不耻下问,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他自己在学习中也养成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良好习惯。独立思考是理论创新的思维条件。毛泽东独立思考对毛泽东思想的首创性、系统性、指导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成果,是整合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革命早期,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但是不迷信马列主义;尊重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领导,但是不盲从听信一切。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独立思考,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建立了中央根据地,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延安,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清除教条主义,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他提出,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从而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上的创造,指导中国革命。为此,他提出发扬党员个性、打到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要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该提倡奴隶主义。”[60]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61]

  从十四大开始,中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改革时期最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要求正确对待、深刻思考、认真解决,不创出一条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成功之路。其实,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做过一些独立思考,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启发。例如,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的。”[62]

  (五)总结经验

  从经验事实到理论概括,是理论创新的首要环节。这种从搜集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材料开始,然后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正确的概念和判断的方法,其合理性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从现实本身去演绎现实”。列宁在这个意义上也论说道:“凡是经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系统化的。……我们的知识完全是按照它们的本来样子系统化起来的,而现存的东西的关系是和现存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价值的。”[63]

  毛泽东理论创新,重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他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64]他曾经诙谐地对李宗仁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65]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指出,“毛泽东不是一位跟着感觉走的人物,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任何阶段表演,都包含着他所担当的历史角色对表演活动的理论反思;他也不是一位单纯地被经验所奴役的人物,他的理论思考常常伴随着实践活动展开并深化。”[66]

  1928年11月25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总结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经验,分析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方面,毛泽东同样强调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例如,他讲: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67]“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8]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69]所谓经验总结,就是运用抽象思维方式对经验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得出一般性的、系统的理论认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从经验材料中抽象出理论概念、概括现象的本质特征,而且也在于,通过对调查资料或统计结果的深入分析,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主要矛盾,从而有效地解答实际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总结经验虽然可以知往谏来,但也容易产生惯性思维,导致经验主义。毛泽东强调理论的具体指导作用,反对经验主义。他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轻视理论看重经验,“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70]为了反对经验主义,理论分析、逻辑推导不可或缺,这就是要运用抽象思维的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形式逻辑)以及各门学科的分析方法(如比较法、因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特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矛盾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得出新结论、新论断,使之成为理论体系的新素材。

  (六)人民情怀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1]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根源于人本身的理论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要求立场的坚定性、逻辑的一致性、问题的现实性、立论的真实性、论说的系统性、思想的突破性、思路的可行性、目标的明确性。这些归根到底是为了理论对人民实践发挥先导作用。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的理论创新扎根在深厚的人民本位之上,始终为了人民和指导人民走向自由解放。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2]“要善于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人们所关注的、热心追求的某种目标,以产生感召力、吸引力和约束力,使群众自觉地聚集在这种精神旗帜下,并为之奋斗。”[73]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糟得很”的论调甚嚣尘上。毛泽东则态度鲜明地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并通过《中国社会各界及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对于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毛泽东教育红军指战员爱护老百姓一草一木,并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还提出“拜人民群众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74]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党的‘七大’大家提了八十几条意见,凡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字,主席都吸收了。”[75]毛泽东曾形象生动的讲述过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6]而“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77]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8]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对毛泽东的印象说:“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仍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他认为各个政党,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能长期存在下去。”[79]

  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毕生奉献给了人民,是理论创新的一生,是实践创新的一生。他坚信人民创造历史,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向人民学习,勇于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毛泽东理论创新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之所在。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至第637页

  [4]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98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0页

  [5]《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7]《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389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9]参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12]见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9页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4页

  [16]白寿彝:《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载《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17]《管子?牧民》

  [18]杜佑:《通典·自序》

  [19]《郭沫若年谱》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20]《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2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22]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23]《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27]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604页

  [28]参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9]李桢:《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哪些?》,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8-27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37]《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1931年

  [3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547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40]高石钢:《从毛泽东的农民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1(4)5-9.

  [41]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4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1-7-1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44]《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45]爱因斯坦等:《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4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47]《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4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5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5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5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3页

  [5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5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185页

  [5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5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8页

  [5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

  [5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傅光明译,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59]《论语?学而》

  [6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27页

  [6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6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804-806页

  [6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7页

  [6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65]程思远:《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66]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凤凰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25页

  [6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6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6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7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7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73]转引自孟庆春:《跟毛泽东学凝聚人心》,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7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75]《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7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7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7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9]《斯特朗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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