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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

耿庆彪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江苏淮安223001)
[摘 要]毛泽东同志是对外开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领导党和国家进行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着真知灼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积极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洋为中用”,全方位地加强对外合怍,实行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上三种关系.

[关键词]毛泽东;对外开放;诠释
[中图分类号]D  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毛泽东同志的人生词典里,是找不到“闭关锁国”的。近年来,有的学者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进而认为他一贯闭关自守,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类的字眼。其实大谬不然。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使我国一度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上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纵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他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做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与世界的交往。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应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恰恰是他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实基础。研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积极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曾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激励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主张大留学政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计划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苏俄,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思想,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体人类的幸福,认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1]P560随后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并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积极贡献。这是毛泽东同志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更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提到了对外开放问题。他指出:在中国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条约,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可见,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就科学地预见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真可谓高瞻远瞩。

  20世纪40年代,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在制定和实施了精兵简政、减租减启、等“十大政策”的同时,还明确提出:欢迎外国和外地资本到解放区投资办实业,欢迎海外华侨到边区投资。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再次谈到了对外开放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2](p1084-1085)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阐发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指出,要保护外侨在中国的合法权益,不得任何侵犯。在谈到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强调:“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P1435)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而且还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好“关了西方,开了东方”,采取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立场和方针。

  应当强凋的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也并不是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概拒之门外。我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友好关系。l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应该坚持的原则等问题。l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开放、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4](P401)由上可见,毛泽东同志一直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日本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提高了国际威望,进而为后来的全面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洋为中用”,全方位地加强对外合作,实行对外开放

  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不仅要同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要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要“洋为中用”,全方位地加强对外合作,实行对外开放。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还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于我们f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部应该吸收。他指出: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对待外国文化应取的正确的学习态度。他还认为,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一切有用的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5](p708)当时周恩来同志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6](p208)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7](P333)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于“洋为中用”,加强对外合作,全方位地实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指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l956年,毛泽东同志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他强调,任何国家和民族总是有优点和缺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如果只说 点不说两点,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气,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提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此后,毛泽东同志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20年、l00年不要没收。他在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8](P163)他还教育大家不要守旧,拒绝接受外国的东西,他风趣地说: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参照美、英、法、日等国的经验,在一部分工业、交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得以初步成效。上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这期问,毛泽东同志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他曾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你们可以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我们向你们学技术。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志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指出:科学技术就不应该垄断,要合作、要交流、要开放。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开放思想。

  实行对外开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种关系

        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外开放是一项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

  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糸。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同志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遵义会议后,“独立自主”已成为毛泽东同志处理党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成功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而且在对外交往上也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抗战后期,毛泽东同志曾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2](P1086)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外国与避免全盘西化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强调: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认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5](p753)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没有出息、最可恶的。他强调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他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5]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有教益的。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提出向外国学习、对外国开放口号的同时,又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和思想作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局面,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的身上,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为此,毛泽东同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即时敲响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警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诚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使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离歼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恰当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政治上、经济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使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但是,就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说,足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他作为一位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的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积极倡导者,在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具体政策等方面,都为我们的全面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同志绝不是如有些人所指责的什么闭关锁国者。

  当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由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整体性的加强,等等,还缺乏深刻的对策研究。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还没有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和巨大动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然而,这种历史的矛盾现象,必须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中去诠释。

  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愿望,包括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与合作,是真诚的。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此愿望的主体,而是需要能够与之呼应的客体,更要有必要的国际环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悍然宣布“美国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他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府垮台。”[9](P149)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全部公司财产,并禁止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封锁。1956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了不许美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期间,原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中断合作,撤走专家,胁迫东欧国家断绝对华往来,使得我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的大门也被堵死了。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p127)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基本方面。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在紧紧依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同时,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卓有成效地打破了美国政府的封锁政策,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不顾这种特定的历史事实,把毛泽东同志诬称为“封建”式的“闭关锁国者”,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1.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77.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80.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4.

        [8]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9][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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