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公平与效率思想不仅在20世纪50 70年代造成了重大的实践后果，而且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反思毛泽东的公平与效率思想，对解决现实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总是有着借鉴的意义。

　　1、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的绝对统一 毛泽东一直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以其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惊人的社会财富，而在另…方面也制造了极度的贫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高效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实现公平的分配，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绝对统一。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共同富裕。他说：“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代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也比资本主义更有经济效率。他说：“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只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就能够实现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完美统一。

　　毛泽东确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将以很高的速度和效率向前发展。因此，他产生了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想法，决心要把“大跃进”发动起来。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高效率提供r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还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越能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他在几年之内促使农业由个体经济经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转变。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便是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后，毛泽东依然认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实践证明，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之间并非是绝对统一的关系。对分配均等的追求牺牲了经济效率。首先，确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法性，实际上阻断了包括广大海外侨胞在内的经济资源如资金、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可能性，违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的宗旨。到l978年，我国城乡私营经济几乎不复存在，个体经济也为数很少(城镇个体经济实体l956年还有104万个，到1978年仅剩下l5万个)。大量的资源由于失去投人生产的合法渠道而被浪费了。其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人们消极怠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折衷分配思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反思其公平观念，并逐渐从分配均等的公平目标上向后退却，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必要性。但他又担心按劳分配原则导致两极分化，因而主张对按劳分配加以限制，形成了介于分配均等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折衷分配思想。

　　毛泽东追求实质上的平等，表现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就是分配均等。他甚至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他对实行大致均等的分配制度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认为应该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虽然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首先表现为分配规则的公平，这个分配规则就是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毛泽东担心它会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因此公开表示了对按劳分配原则的不满。毛泽东将按劳分配原则本身看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不相信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损害经济效率，他说：我就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变懒了，发明创造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

　　不管毛泽东如何坚信实行供给制不会造成积极性的降低和发明创造的减少，但无情的现实充分汪明它对经济效率的巨大破坏作用。在“按需分配”，即按勉强维持生命的最低伙食标准的体制下，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普遍下降。尤为严重的是，供给制甚至造成r领导干部控制社员生存权的严重后果。

　　面对严酷的现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生产关系已经走得过远，对公平的追求严重地损害了效率。他批评人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强调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是，他对平均主义的批评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了头，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因此他并没有打算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他批评“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认为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所以，一方面，毛泽东从分配均等的分配方式向后退却，反对平均主义；一方面，他承认按劳分配的必要性，但因为担心过分悬殊而予以限制。这样就形成了“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分配模式。

        3、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

        “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分配模式虽否定了极端平均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却维护了平均主义，依然损害经济效率。在这种分配大致均等与经济效率的矛盾中，必须作出抉择。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生产单位的管理体制和劳动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打破平均主义。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毛泽东提出了地下工厂合法化的设想，但是，他没有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大跃进后，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但他只准许“恢复农村初级市场”，执著于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平衡。他早就意识到企业缺乏自主权，也主张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企业具有经营的相对独立性，并且也曾经一度下放权力，但是最终没有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实体。

　　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化的挫折以后，毛泽东意识到中国需要商品生产，不能违背价值规律，需要按经济规则办事。然而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都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体现出来。毛泽东没有顺着这一思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他之所以没有完成这样的理论突破，是因为这种改革指向与他分配均等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市场经济导向、独立经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按劳分配政策都意味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处于对中国可能走向 “资本主义”的担忧中。之所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进行所有制 的变革，就是因为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向让他担忧。 他说：在土改之后的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巾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 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 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 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在他看来，按 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小生产导致资本主 义，小商品生产不断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对他而言，经济改革有一个底线，这就是不 能走向“资本主义”，不能导致“两极分化”。

　　1961年9月，毛泽东最终确立“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至此，他认为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中存 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村生产关系的凋整已 告完成。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困难，有的中央领导 同志支持农民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认 为，以承包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就是单 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和 “资本主义”。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嘛!如果 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

        4、 用政治思想教育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毛泽东把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看作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个人本位的富裕，不会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是共同占有物质财富。l960年，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说：将来财富应该集中在公共事业上。个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有所提高，要提高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或者更多一点”。可以看出，在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的冲突中，他不愿意为了经济效率而牺牲分配均等的价值目标。毛泽东希望找到一条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损害分配均等目标的独特蹊径。

　　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3个方面，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他并不认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妨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是基于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凡是新的生产关系总能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思维模式，强调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所以他虽然有过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于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在分配制度方面，他强凋政治思想教育，希望通过政治思想工作，确立人民从事建设的精神动力。毛泽东认为重视精神奖励，能够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不计较个人物质利益的人和事，毛泽东总是加以赞扬。他称赞人民公社搞大协作，臼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要求各级党委对在实际生产中增长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加以大力推广。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强调领导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作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如果领导与群众不齐心协力，势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就搞不好。为此，毛泽东总结出于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加强思想政治觉悟的教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能够为人们提供生产的必要动力。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问题。

　　5 毛泽东公平与效率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按劳分配虽然会使收入差距拉大，但不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日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率与按劳分配原则是统一的，按劳分配原则越贯彻得彻底，就越能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就越能提高生产效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其次，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越先进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顾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水平片面拔高生产关系，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针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和参差不齐的实际状况，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不仅要承认按劳分配的合理性，而且要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次，要认识到实现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之间的绝对统一是不现实的，但应该力求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拉大。如果不能适当调节分配，收入差距会不断拉大。这无疑会背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问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实现二者之间统一的正确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在初次分配中谋求分配的均等，挫伤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损害经济效率。在再分配中无视公平，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损害效率，还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能置于现实的起点上。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形成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合法的自利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对他人有益。生产主体如果只是为他人而生产，那么势必不能维持再生产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因为生产者不获取劳动报酬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反对个人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能否认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卜分低下的条件下，人民群众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单纯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因而也就不能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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