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我们党内较早论及利用外资的领导人，他的利用外资思想曾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毛泽东关于利用外资的论述比较分散．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都有所提及，但常常是设想多于实践，前后不尽一致，没能形成系统理论。本文拟从论析影响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主要因素人手，全面考察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以求客观地认识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

  一、  毛泽东早年到中年对待外资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早先曾主张对外资采取严厉排斥的态度。l929年1月，在红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时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和军长朱德共同签署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提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1](第1卷,52)这是今天能见到的毛泽东对于外资的最早见解。那时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创立不久．面积和人口都很有限，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加之位于偏僻落后的山区，根据地内部商业落后，毛泽东并没有接触外资的条件。主张对外资采取如此严历的态度，主要是为了宣传红军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军队，以扩大红军影响和发动群众。同时，这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早先对外资问题的认识水平。这和毛泽东当时只是红四军的领导人，在

党内地位还不高，没有从全党角度考虑问题有很大关系。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思考的主要是军事问题，因此没能见到他关于利用外资问题的具体论述。l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2](17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也都重申了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对外资问题的整体认识。应该说，这同毛泽东当时对外资的认识水平是一致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有机会以党的领导人身份接触外国友人．这时他开始从全党的利益出发来思考有关外资的问题。

    1936年7月，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斯诺到达陕北保安。斯诺是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在苏区停留期间，毛泽东多次接受他的采访。7月1 5日．斯诺同毛泽东谈关于苏维埃外交政策，其中涉及到外资问题。对斯诺提出的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外国人能在中国经营的问题，毛泽东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第1卷,39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达欢迎外资的思想。但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毛泽东还改变了以前对外债概不承认的态度，提出有区别地对待外债，表示“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1](第1卷,394)他把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看作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予以承认。对“政治借款”和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用途违背了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则不予承认。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所讲的对外资的欢迎．主要是考虑在将来建立起独立自由的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并不是说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就欢迎外资。

    1944年6月至lO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说：“在互惠的情况下，我们也允许和欢迎外国在我们控制的地区进行贸易和工业投资。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都想干．但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做到。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金进来做这些事。我们是个落后国，因此大量需要外国投资。”[3](188-189)这里毛泽东才明确表达了在根据地欢迎外资的态度。l945年，党的七大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此时的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他对外资问题的见解，反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政党对未来国家经济建设的考虑。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资本是我们所欢迎的。”[4]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对外资态度的转变，欢迎外资也成为我们党的政策目标。

二、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主要原则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开始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对利用外资有了较多的论述，其关于利用外资的主要原则逐步形成。首先，利用外资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所一贯强调的，如何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待外援，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l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时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5](第1卷,l47)这里毛泽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提到了外部援助的必要。在抗战初期，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国际援助问题引起更多关注，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外援的希望。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5](第3卷,1016)。l938年lO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6](640)，表明毛泽东对外援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希望其有发展为要主动争取。应该指出，毛泽东这里所指的外援，主要是国际上帮助我国抗日的军事方面的援助，包括物资和资金，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外资有所不同。但是立足于自力更生成为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建国以后，直到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才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7](318)。将他多年强调的这一原则作了科学概括。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

    其次，利用外资要讲求互惠互利。毛泽东利用外资要互惠互利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到利用外资要等到人民政府建立起来之后，主要考虑政治不平等就不可能在经济上做到互利互惠。毛泽东说，“由于中国没有真正赢得独立和自由，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1](第1卷,393)毛泽东认为，中国没能从外资中得到好处，利用外资全由外国人单独得利显然是不公平的。l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任务时，提到经济方面要“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1](第2卷,134)。l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在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中，应给外国投资以很大自由。“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最快地发展全国资源、交道和工业，我们必须使投资对外国资本具有吸引力。从道理上说，我们不能期望全由中国受惠。”“所以我们必须允许外资得到很广泛的自由。”[8](269)说明毛泽东对利用外资由谁得利问题的思考又深入一步，由原先的反对全由外国人得利，提出应当互利，也不赞成全由中国人得利。1944年6月至lO月间，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对我边区及敌后根战地进行访问。毛泽东适时提出，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l944年8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争取以军事合作为基础，随后实现文化、政治与经济合作，提出“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9](317)毛泽东利用外资要讲求互惠互利的思想得到完整表达。

    再次，利用外资要有明确的范围。鉴于历史上外资外债常被旧政府用于政治目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外资的使用问题。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1](第l卷,394)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对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认为发展工业乃是打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当务之急。对外资利用问题，毛泽东更多思考中国的工业化迫切需要外资的帮助。l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谢伟思谈话中说，“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的帮助才能做到。”[10](228)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7](第3卷,1079)“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5](第3卷,1080)“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昵?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4]表明毛泽东已把使用外资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的工业化上面。

  三、  毛泽东引进外资的具体思路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外资的具体来源上，毛泽东引进外资的具体思路经过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毛泽东最初曾把外资的来源主要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认为苏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可能帮助中国。l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时提到国际援助，他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休戚相关的”[5](第1卷,147)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到：“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1](第2卷,154)同年9月28日，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

文中发表，明确指出：“所谓外援，主要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以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5](第2卷,600)

    抗战后期，毛泽东在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上主要倾向于建立联合政府。考虑到战时的中美合作关系，以及中国的政治前途、世界强国在战争中的力量消长等因素，毛泽东转而把引进外资的希望寄托于美国。194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时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再者，国民党出于反共恐惧心理，也是反苏的，所以国民党与苏联不可能合作，由我们来寻求苏联的合作只能使中国局势更加恶化。中国已经够不统一的了!无沦如何，即使国民党愿意，苏联也不大可能帮助。”[10](227)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10](231)。抗战胜利后，国内短暂的和平曙光终因内战的爆发而逝去。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随后又对薪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毛泽东逐渐放弃了主要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设想，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想法。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被视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宣言。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但认为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得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共产党和进步党派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致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仍然设想在将来英美等国会“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我们还可以利用他们的资金[5](第4卷,1474)。

    这样，毛泽东重又把引进外资的目光投向苏联。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新中国将实行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经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第4卷,1474)。新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苏联等国在经济上的援助。l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通过与苏联政府为期两个月的谈判，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有利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两国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毛泽东多年来利用外资的设想终于变成现实，真正开始了利用外资的实践。l950年3月27日，中国又同苏联签签订了三个合资企业协定。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总共从苏联获得l4．27亿美元的贷款．引进了l56项成套没备，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毛泽东还曾没想利用海外侨资和日本的民间资本。1956年12月，他在同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淡话时明确指出：“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11](339)还曾提出．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12]。

四、  毛泽东晚年对利用外资的放弃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实践并没有实行多久。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渐趋恶化。l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中止合同，废除所有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逼迫中国政府提前还债。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事实上就此停止．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也受到很大影响。1965年1月27曰，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接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时，表露出断绝外援的思想。1 972年中国政府进而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我国外贸部又重申：“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同外国入搞联合经营。”[13]这样，毛泽东在晚年彻底放弃了其利用外资的积极思想。

    影响毛泽东晚年对利用外资重新定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l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同年，“巴黎统筹会”宣布对中国实施禁运。在美国操纵下，1951年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案。在此背景下，尽管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根本没有可能，毛泽东对中外交流还是持积极的态度。1950年4月。在中苏成功合资经营后．《人民日报》还曾发表社论．指出我们甚至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14]1952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还说，中国要变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两国之间“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7](161)。同年4月．我国政府表示愿意为“与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法国及西欧、北欧等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贡献自己的力量”[15]。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则深深影响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当时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仅苏联一国就占当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止中苏合作．断绝了当时中国获得外资的主要渠道。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想要引进外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这是制约毛泽东晚年利用外资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作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6](第2卷,127)

    但是，决定毛泽东晚年利用外资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邓小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7](54)毛泽东一生为建立他理想中“一公二纯”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意识形态因素对毛泽东影响很大。虽然毛泽东说过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毛泽东内心始终对资本主义存有抵触情绪。l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7](161)而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后期起，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已朝缓和的方向发展。l95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下院宣布，英国决定单方面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随后．丹麦、荷兰、联邦德国和法国等国也相继做出了类似决定。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国完全有可能吸收一定数量的外国资金，但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抬头，对外资的认识和态度发生变化，使我国错过了利用外资来发展国内经济的一个有利时机。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从英国客人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18](648)清楚表明了毛泽东因意识形态因素对外资的排斥态度；

    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做法则使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民族感情受到伤害。在听取周恩来有关苏联政府撕毁合同、逼还还债务的汇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即坚定地表示要“明年还清这个帐”。[19](1089)正如邓小平在多年后所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6](第3卷,294-295)这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中共领导人的心情，而作为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毛泽东所承受的屈辱感更是可想而知。谈判过程的曲折，签约所作的让步，中苏两党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切都在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心中留下永远的阴影。毛泽东曾对苏方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7](324)相对于毛泽东期望值以及新中国建设对外援的迫切需要而言，苏联所提供的贷款，其意义显然被政治因素拔高了很多，新中国实际上仍是在几乎没有外汇储备和外国信贷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地搞建设。苏联对于两党两国在社会主义若干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在相互尊重之下平等协商，而是以提前还债相逼。引进苏联外资的实践，和毛泽东原先对利用外资的种种设想形成巨大反差，也对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在将苏联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逐渐将自力更生绝对化，否定了外资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论述过利用外资的重要性，但没有论及利用外资的长期性，利用外资只是“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这在原则上是许可的”、“这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14]，这就为毛泽东最终否定自己利用外资的积极思想埋下了伏笔。在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社会主义兄弟排挤的情况下，为固守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晚年思想逐渐左倾，改变了其积极的开放观，错误估计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以至最后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反资防修”．盲目排外，彻底关上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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