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注重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回顾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并认真总结他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当前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我们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实现语境转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因此实现语境转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传播、运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它所揭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基本上都是用西方人所熟悉和惯用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进行阐述的。由于东西方在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形成障碍。因此，为了使中国民众对起源于欧洲文化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种理论上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必须用中国人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中国人喜闯乐见的语言形式对它进行解释，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最基础的环节。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广大中国民众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毛泽东借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思维习惯和惯用的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毛泽东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思维习惯和惯用的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般规律，指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2-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①对于这一规律，毛泽东做了一个语境转换，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②这样，毛泽东就用“武装斗争”这个中国人所熟悉的思维方式和惯用的表达方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再比如悦，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③毛泽东把这一策略原则转换成“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中国人典型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毛泽东的表述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以中国化的存在形式。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著作和他所发表的谈话中，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例子几乎到处可见。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中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因此，他经常借用为一般中国民众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比如说，他在《矛盾论》中为了阐述矛盾问题的复杂性，说明研究问题不能够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而要努力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就先后用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成语和《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个历史典故。再比如说，他在《实践论》中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在论述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时，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进行说明；为了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则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加以阐发。由于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对中国语言素材、历史典故、奇闻佚事的运用已经到了能够顺手拈来的地步，所以在他的著作和他所发表的谈话中，像这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和历史典故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正是这个原因，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些条文和抽象的原理，而是群众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马克思主义寻找结合点和生长点，实现二者在内容上的衔接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长期实践经验的沉淀和总结，它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历史继承性，因此，一种异域文化的传播必须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结合点和生长点，这是被中外文明发展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一个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它要在中国生根和开花结果，也必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在长期领导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符的部分进行改造和提炼，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它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经验的沉淀和总结，存在着不少跨越民族性和时代性、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似性，因而二者在内容上能够衔接。当然，在这方面，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我们做更深的发掘。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马克思主义寻找结合点和生长点，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和重视习行践履传统的挖掘。

    首先，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的色彩，它们都高度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为物役、人性异化的现实，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产生这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总根源，因此，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终生都在为废除私有制而奋斗，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儒家“仁”的学说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生活方面是能够沟通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民本”思想也是能够沟通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听政于民”等思想，这些思想曾经为历代统治阶级确立为治国安邦的经验。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加以科学的改造，创立了群众路线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从这个思想出发，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自觉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因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

    其次，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主张“经世致用，以学易道”，强调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通过这种实践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有着某些相似相通之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理论能够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进行了改造，创立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⑦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还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另一方面也吸取了中华民族文化重视习行践履和注重自身修养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从而实现了二者在内容上的衔接。

    三、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去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

有和西方文化相似相通的内容，也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欧洲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批判总结西方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创立的，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需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个原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并用其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去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当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无限丰富，毛泽东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去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也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这里，笔者只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一些分析。

    首先，毛泽东领导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也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实事求是的传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思想的本质，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圆毫无疑问地，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尔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突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则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实事求是传统的影响。实事求是本来指的是一种治学的态度，但是到了清代以后，经过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实事求是不仅作为一种治学态度继续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开始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深受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和影响，这是他后来能够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涵义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⑨在这里，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方法论意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实事求是的传统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毛泽东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用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并提出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但是他们并没有就相关的内容作具体的分析。后来列宁进一步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⑩但是列宁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朴素直观的辩证观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发达，其中矛盾学说是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矛盾学说的基本观点又表现在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的思想之中：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着深厚的兴趣并对此作过一些研究，因此，在他学习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不仅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也能够用中国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他的《矛盾论》一文深刻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毛泽东所建构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突出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以中国传统文化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

    四、从中国民俗文化中吸取合理因素，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俗文化的结合

    所谓民俗文化是相对于典籍文化而言的，有的学者又将前者称为隐形文化或是民问文化，将后者称为显形文化或是精英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交互作用在本民族心理上的积淀和反映，它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但它是特定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在一定时期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价值取向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心理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首先就必须取得中国社会心理、价值

观念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和中国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融人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的认同，与中国的民俗文化结合起来。当然．由于中国民俗文化包括相当广泛的内容，它们对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也是十分复杂的，毛泽东从中国民俗文化中吸取的内容无疑也是有选择性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义利”观念、反抗精神和“均平”思想等的吸收和改造。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义利之辩”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虽然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所灌输的“重义轻利”观念具有很大的虚伪性，但是在民俗文化中，“重义轻利”确实是为一般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自觉地吸收了民俗文化中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并对它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肯定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⑾同时，他又对“利”的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把它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高度，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⑿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肯定“重义轻利”思想的价值取向，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⒀在他看来，虽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⒁可见，经过毛泽东的吸收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为全人类解放服务的价值取向就和中国民俗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融和起来了。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反抗精神也是非常注意吸取和改造的。毛泽东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开始受到民众反抗精神的影响，因此，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都比较看重民众联合的力量，特别强调要到下层民众中去寻求改造社会的力量，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正是这种对民众反抗精神的关注使毛泽东看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他积极吸取历史上民众反抗斗争的经验教训，《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和各种历史典籍中所反映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经验教训，对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斗争的经验教讽中，认识到为了在农村建立和坚持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同时，他还认识到为了使“工农武装割据”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就不仅要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并且还要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⒂这样，毛泽东通过对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反抗精神的吸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反抗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有着明确的斗争目的和斗争纲领，跳出了历史上农民战争被人利用作为更朝换代工具的历史命运，保证了中国革命能够走向彻底的胜利。

    均平思想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千百年来不仅成为中国民众的一种理想追求，而且也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自幼生活在农村，又熟悉中国历史，他对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中长期存在的均平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下层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均平思想也注意吸取和改造。一方面，他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承认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实斗争环境所需要的。”⒃还有，在土地革命中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等等。可以说，这些政策都是对均平思想中合理因素的吸取，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均平思想的负面作用，强调在红军队伍中要克服绝对平均主义，提出“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

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⒄因此，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他既大力支持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又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批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⒅这样，毛泽东既吸收了中国民俗文化中均平思想的合理因素，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它进行了改造。

    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很多积极的内容，也有很多消极的因素，精华与糟粕往往交织在一起，非常需要细心地分辨、剥离、选择和改造。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他晚年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比如说用中国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来论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合理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追求大民主等等，这些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因此，创造性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总结。毛泽东的探索及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继续探索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本文是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阶段性研成果，项目序列号为：2000ZDXM710001。)

    注：

    ①③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306—307、237、55、57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⑦⒂⒃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86、9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