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形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之中，闪烁着先哲学人的智慧光芒，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毛泽东在读书求学、构建自己理论和学说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古代学人的治学方法，并依据时代特点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借鉴和创新意义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拟从经世致用、由博返约、独立思考三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经世致用

　　古代学人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研究现实问题，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也是千百年来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信条。 在中国学术史上，儒、道、法、墨诸学，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诸子百家，皆起于救时之弊，应时而言。这就使先秦诸子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人世、经世的价值取向。 孔子是一位用世心切的思想家，他无意追究人死后的冥冥世界以及鬼神是否存在，他所关心、思考、谈论的问题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世问的事务。他栖栖惶惶一辈子，为的是实践礼治的目标，按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墨子重视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他认为理论的价值就在于“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强调了学术的社会作用及研究学术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老子尽管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但其思想根底仍是积极的、人世的。其思想虽然以“无为”为核心，但无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事实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人君南面之术”，其实质仍是积极用世的。法家强调以严刑重法的手段强化君主的权威地位，是典型的安邦治国之术。其法治理论体系直接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先秦诸子的经世致用学风，为后世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批判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过程中更为突显了经世致用的传统。黄宗羲力矫王学空疏之弊，强调“受业者必先空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迁儒之学”。顾炎武认为，研究学术的宗旨应是经世致用，学者要注意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王夫之也力倡经世学风，指出学术“必以践履为主，不徒讲习讨论可云学也”。总之，经世致用成为明末清初的一种学风。受王夫之实学思想的影响，此学风于湖南尤甚。到了清末，从龚自珍、魏源，中经曾国藩、张之洞，到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又对经世致用传统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经世致用蔚然成风。

　　毛泽东十分推崇经世致用的学风。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即在《讲堂录》里把“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学皆起于实践”[1j，“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2]，在他看来，如果不以“行”为目的去知，或知而不行，只不过是枉知。他尖锐地批评汉学、宋学的清谈，认为训诂作风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又对乾嘉时代士人趋予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辄数万言而不体的治学方法极为不满。反映在实践中，他对于那些与实际用处不大的东西很少有兴趣去研究它们，主张为救国富强计，必须注意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把现实作为研究的立足点。由他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指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章程所列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国际形势诸方面140多个问题，都是关系社会人生的切要问题。即便是研究历史，毛泽东也强调要经世致用，“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4]。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强调经世致用。在《反对本本丰义》一文中.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5]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救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普遍真理和行动指南，反对脱离实践，反对清谈马列主义，反对坐而论道，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学术研究。为此，他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去分析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去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去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并把马克主义应用于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文化领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如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努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革命性的要求，又是对经世致用传统的弘扬。

　　不同的是，古代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供理论借鉴。毛泽东强调经世致用，是为了救国救民、富国富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实现了对传统经世致用学风的超越。

　　二、由博返约

　　博学是治学的基础，只有博学，才能掌握积累丰富的材料，但博而不约，博学而不专精，也难以有所创新。由博返约，是中国古代学人的一大治学传统。

　　在博学与专精的关系上，朱熹主张“由博返约”。他认为，泛泛博览而不专精深入，就会流于杂乱、肤浅而毫无所获。明清两代学人皆极力提倡“由博返约”的治学之道。王廷相认为，“学博而后可约”；王夫之强调要把博与约结合起来，认为约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之上的约，而博是在约的指导下的博，是为了要提炼出精华来，才广泛地博学，掌握材料。如果博学不是为从丰富的材料中提炼出精华来，为博学而博学，那是没有意义的。总之，古之有成就的思想家，元不主张“由博返约”，他们自身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

　　毛泽东继承了“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他明确指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 “先普遍而后专门”[6]，认为“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目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通为专之基”，“错此则必败”，只有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专精。因此，他在为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人一》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庇千山和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宏实盛”。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非常注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1920年6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文字学、言语说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青年毛泽东广博求学，食必求化，通览了占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典籍，接触并探讨了流行于时的各种社会思潮。

　　但毛泽东同时又认为，光博学还不行，“堆积冗复，不得谓之通”，必须在博学的基础上专攻一门或数门，由博到精，由博到专，否则便会一知半解，一事无成。他认为，学而不精，无异乎无学。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8]，亦即不断用归纳的方法，将所积累的知识分门剐类加以整理，使之条理化。

　　纵观毛泽东的治学生涯，也正体现了“由博返约”的特点。他一一生博览群书，马列、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军事科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他都涉猎过，并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造，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显然，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博学的范围不同，从中摄取的资料也不相同。古代学人的博学仅限于经、史、子、集，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从中摄猎的主要是一些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观点。毛泽东的博学，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包括马列著作等人类文化的精华，而他最喜欢读的首先是马列著作，他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构建自己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从中吸取养分和资料的。

　　三、独立思考

　　古人治学，反对盲从旧论，强调对前人的思想进行分析、辨别，独立思考，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应并重，不可偏废。王充在治学方法上，反对盲从和迷信古人。陆九渊提出：“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颜元说：“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王夫之治学重怀疑，重自我，力戒迷信，注重实证。正是因为古代学人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旧论，才创造出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

　　古代学人独立思考、不盲从旧论的治学传统，也深深感染了毛泽东，使他奉之为治学之圭臬。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就致力于独立探索与思考。在与友人的通信交往中，毛泽东说：“近年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他常对同学们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教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要抛弃。我们不应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他认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都要坚持独立，不能人云亦云，不以“贤者之言，奉而信之”，“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学宜自造”。他十分推崇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强调要以批判的态度读书处事。即使对于自己最敬爱老师的观点，毛泽东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l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诫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对恩师场昌济的观点发出疑问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毛泽东独立思考、绝不盲从的体现。王充认为的治学之难处。毛泽东却化难为易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告诫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迷信，“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的东西，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他还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提醒自己，要求全党同志。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坚持独立(上接第l8页) 思考的原则，对马列主义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他不惟上，不惟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的结果。

　　应当指出，古代思想家尽管倡导独立思考，但其思考往往又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因而常常是从书本到书本，局囿于既有的封闭思想体系之中，继承多于创新。而毛泽东的独立思考则是开放式的，极少束缚，立基于坚实的实践之上，因而能充分展示自己智慧的火花，其思考的结果便是刨新。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研究现实，关心现实，使理论为现实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方向；既要博学，又要专精，把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信守的准则；广大理论工作者也只有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使理论不致落后于时代，丽具有超前性。因此，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毛泽东对传统治学方法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

　　参考文献：

　　[1][2][3][4][6][7][8][9]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出舨社，1990.118，132，401—402，205，7， 21，82，1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53. 77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