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ll0周年。十年前，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①    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华大地出现了一场影响面甚广的“毛泽东热”。那时，披露毛泽东个人生活情趣的纪实文学一再引起轰动效应，沉寂了几十年的“红太阳颂”成为最时髦的流行歌曲，大学校园中也产生了“寻找毛泽东”的呼声……诚然，这场风靡一时的“毛泽东热”夹带着不少非理性成分，甚至带着某种商业炒作的色彩。然而，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的人格魅力与英雄风范，对于“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仍然具有惊人的吸引力，毛泽东的生前事业与身后遗产还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拟就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英雄风范作一粗浅的剖析，并对其产生的历史效应作一简略估价，以此作为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一份纪念。

一、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英雄风范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展示了独特

的人格魅力和英雄风范，他的豪杰性格、智者谋略、坚韧意志、博大情怀和公仆作风，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一)“虎气”凛然的豪杰性格

    毛泽东在晚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在中国人看来，英雄形象总是与威风凛凛的老虎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以“虎气”自喻，正是体现了他对豪杰人格的自觉认同。对于毛泽东而言，“虎气”就是豪杰之气和大丈夫的浩然之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神往痴迷于这种豪杰之气，他在研读德国人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毁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发于长谷……”④他之所以在同学中有“毛奇”雅号，是因为他常要求自己“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而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社会现状更加坚定了青年毛泽东对豪杰品格的自觉追求。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具有普通工农干部难以企及的胸怀与器识；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又具有党内一般文化人所不具备的豪迈气质。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勇猛奔放的气魄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重要根源，也是他成为我党领军人物的内在依据。    毛泽东的美学风格素来偏重于威武雄壮的阳刚之美。为他所首肯的历史人物，多是英雄气质较浓的一类。在中国历史众多的风流人物中，对于曹操

的摧崇大概最能反映毛泽东的英雄本色。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过：“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读鲁迅这篇文章时，曾用红铅笔给上述评论划上粗线，以示共鸣。毛泽东工于诗词，其平生的一些得意之作，往往以气势取胜。1945年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刊发于重庆的《新民报晚刊》，一时山城轰动，万人争诵。吴祖光作为该报刊的主编，盛赞毛泽东的作品“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亚子更是将它推为“千古绝唱”。

    对英雄豪杰之气的特殊偏好，也影响到了毛泽东对当代人物的品评。毛泽东对现实人物的评价往往看重其气量与朝气，晚年毛泽东之所以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称赞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大概就是希望新中国的青年能够挑战世俗权威，敢为天下先。

    (二)目光远大的智者谋略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赴延安访问，并多次会晤毛泽东。在延安期间，谢伟思曾就毛泽东为什么成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作过调查，结果从众人口中得到了几乎一致的简明答案：“他目光远大”。

    其实，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严格地说，遵义会议只是确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还远远谈不上对他领袖地位的公认。直到抗日战争临近结束之际，也就是在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才成为党内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这个时候，毛泽东纵横捭阖(将党内各个“山头”的力量整合为一)的组织才干、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干，筹划未来的战略眼光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勇气，使他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尤其是重庆谈判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解放战争所表现的雄才大略，抗美援朝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建国初期所表现的励精图治……使党和人民有理由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深感荣幸。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虽然环境险恶，却没有限制住毛泽东世界性的眼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发现他对于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对欧州社会和政治情形，也实际的了解。”③    可以说，毛泽东对于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进行研究和了解的程度超出了许多西方人的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把青年时代的世界主义志向和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相融合，展示了一个大国领袖特有的政治气度，尽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一直勒紧裤带过日子，但仍然给第三世界提供了大量无私的援助。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从修筑坦赞铁路到支援阿尔巴尼亚……总之，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常有一种西方政治家匪夷所思的道义责任，尽管这种援助显得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但毛泽东放眼全世界、“铁肩担道义”的雄风，确实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l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众多“穷朋友”“抬进”联合国，正好应验了“善有善报”这一佛家箴言。    (三)坚韧卓绝的刚烈意志

    毛泽东英雄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始终高扬坚韧卓绝的刚烈意志。他欣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痛恨宋江、贾桂之流的奴颜婢膝。

    在中国革命时期，“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刚烈意志的最好注脚，而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则是他奋斗意志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这种挑战者的性格与人生，使他在成就盖世奇功的同时，也承受了常人难以忍爱的磨难。苏区年代的降职削权，共产国际的误解排斥，英年丧妻，晚年丧子，“文革”期间的“众叛亲离”(毛泽东曾把“文革”视为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但认识到对于“文革”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尤其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抢班夺权、胡作非为，使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忧心仲仲)，临终之前的悲凉孤独(毛泽东是在默默送别自己的战友周恩来、朱德并获知唐山大地震的悲惨消息后离开人世的)……这些撕心裂腹的心灵痛楚，却从未击垮过毛泽东钢铁般的意志。而这正是担当大任者的必备心理素质。至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风范，就更是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譬如解放初期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建国之后在国际舞台上抵制霸权主义、捍卫民族尊严的许多言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四)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

    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无论作为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还是作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始终是中国底层社会大众的忠实代言人，并把解除民众的苦难当作自己毕生的根本信念和价值尺度。

    毛泽东的性格偏重于外向型，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嬉笑怒骂皆形于颜色。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老爷和欺压百性的特权人物，毛泽东的心肠是“冷酷”的，往往极尽嘲讽和评击之能事，但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受人欺凌的小人物，毛泽东则总是表现出一副“菩萨”心肠，他经常为这些人所遭受的苦难而伤心落泪甚至夜不能寐。

    可以说，毛泽东这位“平民天子”(毛泽东的老师易培基之语)的博大情怀堪与日月争辉。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权延赤所讲述的一个个有关“领袖泪”的故事，仍然使许多中国人为之动容，并勾起了他们对昔日领袖风采的无限眷恋。这位从没有向任何困难和恶势力低过头的千古英雄，实在为平民百姓洒下了太多的泪水。

    毛泽东在陕北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看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㈨1950年夏，淮北地区连降大雨，灾情严重，为百年所未遇，毛泽东在批阅灾情报告时，看到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被蛇咬死，为此，毛泽东潸然泪下，并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④l960年，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中华大地，当收到饿死人的电报时，毛泽东的手臂不由地颤抖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心在流泪。在新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岁月里，这位共和国的领袖同他的人民一道忍饥挨饿，他七个月不知肉味，常常几天拒绝正常饮食，唯以马齿苋、菠菜充饥，以致出现全身浮肿。

    毛泽东这种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虽然难免蕴含着“为民立命”和“替民作主”的思想局限，但关怀民众疾苦的价值追求，充当社会良知的不懈努力，谁能说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呢?

    (五)清廉如水的公仆作风

    1949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准备进入北平，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而是“进京赶考”，“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恋，带着对九亿人民的忠诚，带着对晚年事业盼遗憾，悄然离人世。“进京赶考”的结果表明，

毛泽东不是李自成，他向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发人深思的答卷，上面闪烁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几个大字。

    1955年，国家实行薪金制，此后毛泽东一家的经济收入都由工作人员掌管。一份由李银桥写的《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记载着毛泽东全家一天的生活费用仅为三元，而保姆生活费、给孩子看病的汽车费、医药费都由自己掏，身边的工作人员因外出陪他吃饭，也都是由他的工资中支出。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有过如下的描述：“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时用的‘铺张浪费’一词，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    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位共和国的开国领袖生前用过的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物”：补了73个补丁的睡衣，接见英国前首相艾德礼时穿的罗纹补丁裤，韶山农民当年爱穿的长统袜，接见尼克松时穿的千层底布鞋……⑥

    毛泽东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亲友，毛泽东也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权。他经常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半点私利。建国之初，不少亲友想“借主席的光”谋个好职位，结果被毛泽东一一回绝，如给杨开智的信中写道：“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办理”。④

    对于党内滋生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作风，毛泽东不仅口诛笔伐，而且通过多次整风运动加以清剿。正是这种严于律己、严于律党的清廉作风，使抗日烽火中的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使“解放区的天”成为“明朗的天”，并且使建国初的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至今被人传诵。

    二、毛泽东“英雄主义人格”的历史效应

    毛泽东离开人世已逾四分之一世纪，无论人们以何种心理和口吻去解说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包括毛泽东的生前功过、性格特征、生活趣事、民间传闻以及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等等)，但客观公正地评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现象”的历史效应，不仅有着重大的学理价值，而且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至于这种评价的尺度与标准，当然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如李锐先生所说：“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把复杂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8）    下面，笔者仅就毛泽东“英雄主义人格”的角度对“毛泽东现象”的历史效应作一粗略的评估。   

(一)英雄人格的双重效应时势造英雄。可以说近代中国呼唤民族英雄横空出的社会环境和中华民族崇拜英雄的人文主义传统，造就了千古英雄毛泽东，锻造了毛泽东世所罕见的英雄主义人格。

    这种以英雄使命感和强烈自信心为根基的英雄主义人格，使毛泽东能在井冈山、长征、延安、西柏坡等相当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引领他的战友们去争取胜利，走出人生的沼泽地，进而成就扭转乾坤的惊世伟业。建国初期，也是凭着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领导他的人民重整河山，续写辉煌，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到1956年中共八大)，如履薄冰的创业环境使毛泽东保持英雄主义本色的同时，也保持足够的理智与清醒。

    然而，随着条件的改变，特别是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升，毛泽东也渐渐被领袖的光环所笼罩。过于强烈的英雄主义冲动，已使毛泽东在晚年的潜意识中把自己视为人民利益和马列主义的天然化身。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的二十年期间，毛泽东实际上很少真诚而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失误，更不能容忍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决策的抵制和修正，否则，哪怕是情同手足的战友(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也要被他无情摒弃。

    可以说，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都生活在“伟大领袖和导师”的身影下，一个曾经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由衷骄傲的民族，一个受益于毛泽东英雄主义品性的民族，同样不得不咀嚼巨人所带来的苦果。曾几何时，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语惊四座，妙趣横生，透露出不可抵挡的个性魅力，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民族却变得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以致于在毛泽东去世后，意然要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大费周折……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为亿万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真诚，但过于强烈的英雄主义使命意识，使毛泽东坚信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将中国知识分子憧憬了几千年的大同盛世降临人间，并且使毛泽东以一种近乎自负的心态相信自己从事的千古伟业，无论显得多么“冒进”而不切实际，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大程度上使晚年的毛泽东成了一位“悲剧式的英雄”，而酿成毛泽东

晚年悲剧的性格因素则是超越客观条件的“好大喜功”。⑨

    (二)“奇理斯玛”的负面效应

    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与人格魅力，逐渐确立了他在党和人民军队中的权威地位。建国后，毛泽东的权威可谓与13俱增，这种权威固然有党章和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但更多的恐怕来自于他奇理斯玛领袖的精神感染力。

    所谓“奇理斯玛”是早期基督教的词汇，意为天赋恩庞。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的性质把政治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即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领袖魅力型统治(奇理斯玛型统治)，后者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10）这种统治模式中，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魅力，对其追随者具有超乎寻常的精神感染力，因而其魅力本身就是其权威的合格性证明。

    毫无疑问，一代英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这样一个英雄主义时代，创造了古今英雄所能创造的辉煌业绩，展示了英雄巨人所能展示的英雄风范。但是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历史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也意味着英雄主义时代的终结以及世俗化、大众化、现代化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告别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不再是政治家的专有名词，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影视名星、体育名星等等都可以成为世俗化的英雄。与此同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尤其是大众理性意识的觉醒，会使现代政治成为大众共同参与的事业，这就必将使过去笼罩在个别政治英雄头上的光环日渐消褪。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英雄主义终结的时代，依然故我地扮演一位神话英雄的角色。他并没有随着社会环境和角色使命的变迁，及时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工作方式，相反，人格心态的定型，对往日英雄业绩的留恋，使毛泽东事实上忽略了对自我主体世界的改造，他依然延续着战争年代的惯性与模式，使自己的英雄人格更加显得锋芒毕露，而这种富有挑战性、颠覆性的性格可以成就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也可以把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非理性的深渊。换言之，在中国社会转入规范化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积极推进法理型政治，而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默认乃至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从而抑制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大众化和世俗化时代的降临(事实上这一时代开始于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其结果是在本应结束奇理斯玛型政治的社会主义中国，

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与现代化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造神运动，从而铸成了毛泽东晚年大错，使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巨人身后的重大课题

    如前所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毛泽东热”，其中夹带着不少非理性成分。譬如，在“寻找毛泽东”、“回归毛泽东”思潮的前后，似乎潜伏着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动向，即把重新神化的毛泽东作为一部分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人们摆脱精神困惑的心灵庇护所。他们对毛泽东的缅怀，实际上带有一种留恋过去的怀旧情结与愤世嫉俗的感伤成分，其潜意识是期待当今中国再出现一位毛泽东式政治巨人，以达到“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目的。在这里，再次被神化了的毛泽东成为他们摆脱现实生活中挫折感与无助感的精神寄托。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检验我们民族理性觉醒程度的一把标尺。尽管晚年由于误读马克思主义和偏离世界发展潮流而使自己的不少政治试验归于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毛泽东的一些探索成果为我们今天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迪。那么，作为一代巨人的毛泽东，在他身后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大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在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变动中，如何构建公正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底层民众的权益不至于受到漠视和践踏?尽管当年的平均主义实践曾使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回避建立公正社会秩序这一强大的社会心理诉求。毛泽东在生前始终无条件地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并为民众利益呕心沥血，这是他享有崇高威望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的这一价值立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样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并要力图使之转化为保障每个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性安排。    其次，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遏制危及社会稳定乃至执正党法理基础的腐败行为，并为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途径?毛泽东曾以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来营造强大的道德自律氛围，并以“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群众运动作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是毛泽东时代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基本手段。事实上，这一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整个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出现腐败行为恶性泛滥的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有悖于现代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潮流，其负面效应也是相当严重的。在今日中国，当腐败行为的泛滥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表达自己政治愿望的心理冲动。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为人们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合法有序的渠道，在“大民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以极端的暴烈举动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构建规范化、法制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就成为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又一重大现实课题。    再次，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的今天，如何确立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信仰，防止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国人成为物欲的奴隶?可以说，对人生超越层面意义的执着追求，是毛泽东的一个极具特色的思想品格。他淡泊物欲，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源，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充满求索的渴望，在富足的物质生活和高亢的道德热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冒险。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食不果腹、普遍贫困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但价值信仰的迷失、人文关怀的失落等精神危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在现代化、市场化、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保持着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情怀，培育对人生意义的进取精神，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我们的人生内涵和审美情趣，就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

    上述三大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三大历史性课题。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并展示其光明前景时，我们才能象当年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