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战争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①毛泽东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本质上是农民战争，同时又严格区分了古代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不同范畴，这才超越了历史上农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一)古代农民战争的用兵韬略

    在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有几十次，毛泽东不仅认为这些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从农民战争中汲取了许多战略战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的战争，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斗争为主截然不同，古代农民战争的用兵韬略也就成为毛泽东带兵打战的重要借鉴。

    毛泽东对农民战争中的作战方略格外重视。太平天国革命是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经过。他肯定了洪秀全所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同时又从军事角度对曾国藩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所采用的治军作战方略进行了研讨。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他还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太平军、捻军曾与曾国藩的湘军进行了多年交战，因此毛泽东十分注重研究曾国藩在与农民义军作战时双方的战略战术。曾国藩在总结同太平军作战时的经验写道：“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在谈到与捻军作战时说：“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毛泽东早年曾研读过曾氏《家书》，对太平军、捻军的作战方式，对曾国藩的用兵韬略均作了吸纳。毛泽东在总结游击战经验时，除“十六字诀”外，还提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其实，“打圈子政策”就是历来农民战争的传统战法。

    毛泽东读史书时对战争描写最为兴趣，他在读书时常有批注，如“孙膑，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臧质，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刘彧，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而取胜，‘可谓奇矣’”；“后唐灭梁说明：‘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1956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说：“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毛泽东早先虽未受过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但他在战争中精研过中国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1914年他写的《讲堂录》中就有读魏源《孙子集注序》的多条笔记，其中就有孙子语录，但真正读《孙子兵法》是长征之后的事。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多处引用了《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孙子兵法中的“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孙子兵法》对防御性战略表述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同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一致的。除了研读和活用《孙子兵法》外，毛泽东十分注重曾国藩与农民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注意到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提到曾国藩、胡林翼的防御性战略：“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劳客，主胜而客败。”

    (二)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

    中国革命是以解放农民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士兵就是穿军装的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了革命战争，并为战争取得胜利付出了最重大的牺牲。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自己虽然是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单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坚决支持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国人口80％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这一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以解放农民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中国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战争。

    毛泽东曾经说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革命战争要靠人民的军队去实行。没有人民的武装，就不可能有武装斗争，也就没有人民的解放。因此，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从我国军队的来源主要是农民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军思想。

    毛泽东坚持把武装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定地依靠根据地的农民群众，采取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到主力红军这样一套办法来扩大红军队伍，形成人民武装体系。同时批评了单纯的流动游击的方法和“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在扩大人民武装，建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解决如何把以农民为主

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强调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利益而战斗的，指战员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把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经过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都有阶级觉悟，都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红军每到一处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建立地方武装，使人民群众感到红军是自己的子弟兵，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为部队筹粮筹款，支援部队作战。因此，红军的物质生活虽然菲薄，战斗虽然频繁，仍然维持不变，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却有很强的战斗力。

    (三)新旧农民战争之异同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只要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②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这是因为，从中国人民军队来说，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份来说，最大部分是由农民所构成的。根据这一切，毛泽东得出结论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③可以说，中国的人民战争，就其参战成份来说，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自秦朝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止，总计数百次农民起义，特别是几十次著名的农民起义，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他又说：“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⑤在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古代农民战争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这种新的历史观，是对封建阶级污蔑农民战争为“草寇”、“匪贼”、“叛逆”的旧的历史观的否定和批判。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初起时，毛泽东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认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坤、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农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和观察进一步得出新的结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正是以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实践和与此相适应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结论为起点，中国的农民战争才走上了胜利之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同时又在理论上严格区分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属于两个不同历史范畴，论证了是否有无产阶级领导是农民战争成败的关键。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史，乃是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失败史。这是一个严峻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错误的。”⑦毛泽东认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小生产者思想。例如，要用根据地思想克服流寇主义思想，历史上的黄巢、李闯王式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要用民主集中制思想克服极端民主化思想，因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因为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要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的思想，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l927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1931年和l938年王明“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都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为了避免重犯类似错误，1944年毛泽东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认为吴晗写的《朱元璋》，歌颂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人物的卸甲归田思想是不妥的。要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眼光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失业者群的破坏性。毛泽东借鉴刘邦的约法三章，搞了两个“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毛泽东在领导和指挥农民战争过程中，还反对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而应该宣传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爱国人士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只有这种参战成份的广泛性，才能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关于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两个历史范畴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战争避免了重蹈古代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从而引导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二、农村游击战、运动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其战争态势长期处在敌强我弱，走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依据农民战争的特点，以及红色区域(包括抗战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强敌包围之中的战略格局，创造了一系列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在革命战争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总结了后来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术，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又成功地运用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的作战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的农村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是过去农民战争的经验总结，如在井冈山占山为王的朱孔阳的“打圈子”游击战术，太平军、捻军的“如蚁旋磨’’的运动战略战术，都对毛泽东的用兵韬略产生直接影响。

    (一)“打圈子”的游击战

    以往农民战争作战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采用游击战。毛泽东也是被公认为以游击战“起家”的。井冈山时期，红军力量十分弱小，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基本游击战术，既是过去农民战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探索出来的。

    井冈山上有个叫朱孔阳的，在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就在当地占山为王。他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所谓打圈就是在山里和敌人“捉迷藏”。毛泽东则说：“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

    毛泽东在偏僻的农村里，与敌人进行周旋，通过战争实践，从理论上发展和丰富了农民战争的游击战战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指导红军依托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自己。后来他在1938年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袭击》等著作，在理论上对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和战术作了深入的探索，对发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游击战是分散游动的作战，是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流动性的作战形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游击战承担了辅助正规战，并把自身发展成为正规战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⑧。实行游击战，关键是要出奇不意地进攻敌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的地雷战，冀中铁路、公路沿线军民开展的破袭战，都显示了游击战的进攻性的特点。游击战是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地做到“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随时捕捉战机，打击敌人。“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⑨分散使用兵力，即“化整为零”；集中使用兵力，即“化零为整”。在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中，执行游击任务的部队经常处于强敌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能否主动地打击敌人，是关系到游击作战部队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指挥的游击战就充分利用了正规战所不具有的特点，在敌人后方主动出击打击敌人。“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以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中产生的。”⑩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进行的许多战斗通常在一个夜间，或者是一二天内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在游击战，速决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⑾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提出了必须把游击战争放在战略上加以考虑的科学结论。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时代。”⑿如此一来，敌人占地广，但空隙也大。在游击战争的指导上，不是强调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要求在外线单独作战。这种游击战争是大规模的，长期的，残酷的，并要引导其向运动战发展，成为反攻的重要力量。战争指导者不仅要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而且要解决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战略问题。

    在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以农村为战争舞台，以农民为军队的主体，创造了许多适合我国情况的游击战法，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袭击战、伏击战、地道战等。毛泽东关于指导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军事科学，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60年代，许多国际著名报刊曾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战略已有效地改变了战争结局。这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军事而言，任何高科技军事都不可能完全取代游击战争的作用，这已被当今的战争实践所证明。

    (二)“诱敌深人”的运动战

    红军从井冈山根据地转移到赣南闽西后，红军在作战形式上开始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标志。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具体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以后二至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第一次反“围剿”后，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我主力撤退到赣江以东，把敌主力诱至永丰县的龙岗峡谷，然后集中兵力迅速合围歼敌。由“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从作战方式看，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

转移。

    1947年3月解放军撤出延安前后，西北战场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说：“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方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⒀这里所讲的“蘑菇”战术，同太平军的“揉来揉去”，捻军的“如蚁旋磨”，井冈山朱孔阳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打法极相似。

    毛泽东对农民战争中“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作了理论升华。他认为，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是夺取运动战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战争全局上，我军长期处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这种状态要通过在战役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来改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凡是在战役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对敌优势的，一般都取得了成功；反之，就可能遭到挫折或失败。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毛泽东倡导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主要内容的运动战，其核心就是进攻。两军作战要通过一定形式的进攻，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我军从战略的劣势转变为战略的优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都离不开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13次战斗都是进攻战。“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⒁运动战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部队高度机动，流动性是达成运动战的重要手段。正规兵团为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就要实行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适时的集中和适时的分散，通过流动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

    在敌人强大，红军没有广大的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没有新式武器装备，每个农村根据地只有  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其中从井冈山  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是红军的幼年时代，以游击战为主要战争形式。从第一次反“围剿”  到抗日战争前夜是以运动战为主要的战争形式，即毛泽东所说的，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  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红军时期所形成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与红军中农民战士吃大苦耐大劳的素质密切相关。以  农民为主要成份组成的红军，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土地革命的果实，以自己的一双铁脚板，把敌军  拖累、拖垮、拖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前者主要体现进攻性，后者主要体现运动性，两者不可分割。一切“走”都是为着“打”。“走”才能  将敌人陷于不利的境地，创造有利于我军的条件。“走”才能调动敌人的部署，改变我军所处的不  利处境。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历时60多天，6次战斗只占7天时间，其余时间都处于  运动中或休整中。

    通过反“围剿”斗争，使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作战能力。毛泽东在不  断总结这些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回顾这一过程时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  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⒂

        三、战争之伟力在于民众

    农民历来是战争力量最雄厚的根基，农民革命历来就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毛泽东在充分重视农民在乡村革命中的功绩的同时，逐步认识到军事运动在其间占有极其重要的比重，并提出了“农村军事化”⒃的思想，这是他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形。农民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战争强有力的后盾，是因为他们从保家保田出发，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战争的胜负紧紧维系在一起。对于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由于军民的血肉关系，毛泽东十分强调军队必须做好农民群众的政治工作。因为长期封闭、落后的广大农村，如没有军队的群众工作，农村朴素的阶级仇恨不会自动转化为支持革命的物质力量，就不可能自觉地配合军队作战。在农民军队的治军原则中，加强纪律性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重要的一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地表述了革命军队铁的纪律，成为凝聚军心、团结群众的法宝。

    (一)“农村军事化”与保家保田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运动重要性的领导人，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农民运动要同军事运动相结合。他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在1928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对于如何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认为“湖南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⒄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随后毛泽东即把它概括为“农村军事化”思想。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农村军事化，就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形。

    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其中关键一点是要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进而激发出保家保田的牺牲精神。在我国，农民历来是战争伟力最雄厚的根源。要发动亿万农民群众投身战争洪流，就要砸烂农村封建土地关系，满足劳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兼顾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和改善农民生活这双重要求，中央停止实行土地革命时期以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转为实行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得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突出出来。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实行任何改革，并不断扩大内战，中共又重新确立了无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土改不仅是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当前的现实迫切需要的。因为“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并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当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⒅自1946年春至1948年上半年，各老解放区和半老区、新解放区，共有2亿多农村人口从土改中得到了经济利益。这就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农民拥护中共，将自己的命运同中共夺取政权的事业紧紧连结在一起的积极性。翻身农民为保家保田踊跃参军，保证了我军实力越来越壮大。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解放区，能够从物力上支持了解放战争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这是敌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仅以战略决战阶段的济南、辽沈、淮海和平津等

四大战役为例，战区内的农民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590万支前民工，大车小车83.47万辆以及担架、粮食等。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一草一木”系军民

    军队要有统一的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没有纪律，就无法率领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加强纪律性，就可以增强官兵团结、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军队必须提高纪律性，而这种纪律又必须建立在全体官兵政治上一致和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都十分强调纪律。不过军阀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愚兵政策的基础上的，依靠棍棒和皮鞭来维护的。棍棒和皮鞭“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在决定性时刻维护纪律的最好手段，而实际上它却破坏纪律，涣散士气并挫伤士兵的荣誉感。”⒆

    在建军之初，毛泽东就为我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十分重视加强我军的纪律建设，时时都要求全军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由于工农革命军的服装同白军的没有明显的差别，每到一地，往往引起当地群众的恐慌，加上部队作战失利，补给缺乏，因此士气不振，纪律松驰，不时发生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l927年底，毛泽东在宁冈县砻市总结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一个多月后的经验教训，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l928年，毛泽东在遂川针对部队与群众关系方面暴露的问题，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当部队奇袭新城成功后，俘虏了不少敌人。但在押运俘虏返回茅坪途中，发生了打骂俘虏的现象。回到茅坪以后，毛泽东在有俘虏参加的军民大会上，宣布了对俘虏的政策：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二、不搜俘虏腰包；三、伤病者给治疗；四、释放俘虏，愿留者欢迎参加工农革命军，愿走者一律发给路费，欢送回家。l928年3月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先前制定的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在六项注意中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还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条作了解释说明，要求红军严格执行。当时各根据地的红军都把加强军队纪律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中共还领导着其它一些抗日游击队伍。毛泽东对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又作了一些调整，使其更适合抗日战争的要求。三大纪律改为：实行抗日救国纲领，服从上级指挥，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八项注意改为：进出宣传，打扫清洁，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物赔偿，不乱屙尿，不搜俘虏。1947年10月为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出了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的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重要治军原则之一，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区别于其它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打破了几千年来军队欺压百姓的旧观念，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我军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先前任何农民起义的军队都没有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内容丰富而具体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和执行，为我军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制定正确的对待俘虏的政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律规定，而是事关大局的战略与策略。

    (三)农民武装的政治建设

    在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怎样系统地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使之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为此，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建军学说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以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为核心的建军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提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工人阶级、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思想；列宁、斯大林创建了一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红军，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军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中国的人民军队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中国的人民军队建设有着自己的许多特点。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思想中，还有一项是“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坚强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毛泽东把加强政治工作作为我军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抓。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整套原则。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批判了各种轻视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为红军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毛泽东又把加强政治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认为是军队建设的“生命线”，把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看作是我军生存、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在我军建设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会失去政治灵魂，就难以完成人民军队的使命。

    在军队的政治建设中，毛泽东历来重视革命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问题，中国古代军事家就曾说过：“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合军聚众务在激气。”⒇政治动员是发挥革命战争群众优势的中心环节。因为群众优势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鼓动与激励，使战争的性质与前途，战争与每个人的切身关系，以及进行战争的方法等等，为群众所普遍了解和掌握，群众的优势才能真正形成，才能团结一心地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红军反“围剿”斗争时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特别重要问题。因为长期封闭落后的广大农村，农民群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加上受到封建迷信以及反面宣传的影响，精神状态缺少变革的因素。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群众工作，广大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不会自觉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在秋收起义后不久，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后，部队不懂得做群众工作，结果敌军一进攻，部队就溃退了。毛泽东在总结这次失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必须执行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l929年底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是红军政治建设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

    重视在人民群众中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端正思想认识，充分调动其参战积极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一直强调农民群众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例如，中央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时，总是把退却点和反攻地区选择在群众条件最好和较好的根据地内，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但是，这种“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些根据地或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一定损失。因此，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当“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之后，根据地许多农民对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一时难以接受。红军和地方各级政府当即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教

育，说明“诱敌深入”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讲清敌情和我军必然胜利的条件，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经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根据地人民解除了一切顾虑，增强了信心，积极地支援、配合红军作战，使支援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变成了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毛泽东提出要抗战就必须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使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坚持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迅速创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局面，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批评了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不敢放手实施抗战动员的错误态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方针及办法。他认为目前救中国的关键，就在于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方针，从而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如果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在抗战期间进行全民动员，必须以政治的进步和民主为前提，经济上也须给工农大众以实际利益或改善的希望。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这一条正是国民党最难施行的。因而它的所谓“全民动员”始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消极态度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毛泽东呼吁要重视全民的政治动员问题，精辟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认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展这一着去制胜敌人。”(21)他强调说：“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22)毛泽东制定了一条充分发挥政治优势，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对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